为游荡于大漠深处的孤魂唱曲悲歌——话剧《汉将李陵》创作谈

谜一般消失的大漠强邻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大漠南北勃起了一个悍勇的游牧民族——匈奴。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大青山一带，是匈奴的主要发祥地。在它最强盛时，控地西达葱岭，东至辽河，北抵贝加尔湖，南近长城，自称“天之骄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中原地区政权与匈奴不断爆发残酷的争战；后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双方也不时采取和亲的策略以示善意。《汉书》上说，当时汉与匈奴曾达成过以长城为界的默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注：匈奴部落联盟首领），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注：汉皇帝自称）亦制之”。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总会被打破，匈奴的侵扰劫掠令汉苦不堪言。汉武帝即位后，决心消除北方大患，对匈奴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军事攻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匈奴王庭被迫北移。东汉时期，在中央王朝的强大压力下，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随之北匈奴西去，南匈奴内附。南北朝之后，匈奴这个名称逐渐被中国史籍淡忘，匈奴作为民族消亡了。

匈奴没有文字，很遗憾不能为自己书写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断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夏后氏与汉同源，然司马迁此说似不可信。匈奴的族源较为复杂，在北方长期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不太可能出自于单一的氏族或部落。关于匈奴（主体）的种族，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大，目前大多倾向于属突厥种（高鼻深目）——这基本是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推断，尚缺乏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匈奴的语言也或许属突厥语系，现暂无定论。

北匈奴战败后逃往西方的过程及其后来在欧洲的活动，中国史书并没有提及，倒是国外研究者有所著述。公元四世纪后期，消失了很长时间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顿河流域，造成欧洲民族大迁徙，不仅颠覆了罗马帝国，还建立起庞大的王国，其最著名的首领为恐怖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当然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欧洲的野蛮入侵者“匈人”并不是西迁的匈奴人，尽管都来自遥远的东方。

南匈奴各部落向内移居后，渐渐融合于北方各族中，不再被单独提起。前几年我和一位戏剧界的江西朋友闲聊，在谈到匈奴时，他忽然对我说他是匈奴人的后裔，令我目瞪口呆。见我半信半疑，他返家不久即将宗谱影印之后发送给我，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述着“始祖日磾公为休屠国王太子”——我知道，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汉武帝因获休屠王祭天金人赐其金姓，降汉后备受武帝信任，又辅佐太子有功，逝后赐号敬侯，陪葬茂陵（汉武帝刘彻陵墓）。由此我忽发奇想，我这个北方人说不定也有着匈奴人的基因呢！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我回忆起那首用汉字记述的唯一流传下来的匈奴民歌，自然，它再次撩动了我的心弦……

历史上最悲情的叛将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飞将军”李广之孙，少年从军，《汉书》说他“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李陵与苏武、司马迁都曾为“侍中”，属皇帝身边的近臣，拜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后率这些彪悍的将士攻入匈奴腹地，惜兵败被俘。汉武帝轻信了“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的军情禀报，大怒，“族陵家”。李陵“母弟妻子皆伏诛”，从此“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

匈奴单于很看重李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身毁名裂的李陵在匈奴生活了20多年，曾拒绝了朝廷的召唤，于60岁左右时病逝于漠北。

李家祖孙三代都是镇守西汉北疆的将领，为抗击匈奴，出生入死；李陵以五千步兵，与八万敌军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转斗千里”，当“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乡争死敌者”……《史记》和《汉书》中的部分章节对这些战斗都有生动记载，今日读来仍觉可歌可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与李陵虽同为侍中，并没有私人交往，“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不过他毫不掩饰对李陵的好感：“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正因为如此，当李陵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朝廷，众大臣皆诋毁诬伤时，司马迁试图宽慰汉武帝，也着实给予了李陵以正面评价：“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可巧的是，此时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长兄、贰师将军李广利也从匈奴无功而返，汉武帝误以为司马迁不仅为李陵说情，还在讥讽贰师将军，盛怒中将他下狱处以宫刑。之后，司马迁发愤著书，但“李陵案给司马迁的印象太深，有意无意间，他的整部《史记》里，都有这件事的影子。”（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语）看来，司马迁是为李陵说好话的第一人——为此连半条命都搭上了，“奇耻大辱”，这代价有多大！

班固对李陵案的态度与司马迁相比略有差异，然而在《汉书》中他不仅完整记述了李陵案的始末，更难得的是，还在《李广传》后加附有李陵的小传，甚至直接借用了司马迁的描述，形象地摹绘出一位鲜活的悲情英雄。

世传《李陵答苏武书》被收入南朝梁武帝太子主持编选的《昭明文选》后，影响深远，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更让这篇文章深入人心。尽管很早以来就有学者——知名如苏轼——指出《李陵答苏武书》系托名之作，可千百年来读者仍愿信其实，《古文观止》的编者就很肯定地说：（此文）“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除李陵本人，“更无余人可以代作”；“苏子瞻谓齐梁小儿为之，未免大言欺人”。不仅如此，《昭明文选》还收录了苏武与李陵的五言诗七首，主题都是送行赠别，堪称佳作，虽同样被学界视为伪托，但把这样两位老友放到一起，让他们去抒发离愁别绪，令阅者唏嘘感喟，至少也证实了李陵在后人心中的位置。

唐代白居易有《汉将李陵论》，明末清初王夫之有《读通鉴论》，都直接谴责了李陵的叛降，而对其表示赞赏（指诗文）、同情、惋叹进而引发感世的历代名人则占尽多数，这其中有江淹、王维、李白、杜甫、苏轼、姜夔、辛弃疾、萨都剌、鲁迅、钱穆、柏杨……前些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写了《汉奸发生学》为李陵发声，指出：“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我的老同学、作家张承志更是在他出访蒙古，走过匈奴人曾出没的杭盖北麓后，写下了《杭盖怀李陵》一文，不无激烈地宣称：“我厌恶霍去病、卫青之类军人。我更厌恶苏武：他和孔老二一样使人压抑。在我的北方史观中，真正使我感动的人是李陵”“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和李陵案成了从古至今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评价、看法虽不一，甚至完全持两端，却从无轻言鄙薄，足见李陵这位历史人物很不一般，值得写作者去关注。

我与《汉（叛）将李陵》

李陵的名字，我很早就听说过了，并大致将他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李广、牧羊北海的苏武、身受宫刑的《史记》作者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他则知之有限。“文化大革命”时，我被迫下乡插队，当了“知识青年”，农事之余，和很多同学、朋友相互交换与传看各种旧书、禁书，把它们当做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内中就包括《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收录了二百多篇古人的文章，不少内容我都忘记了，但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作者有争议的《李陵答苏武书》印象深刻，尤其是后文的激昂悲壮，令我颇为“动容”，乃至为此还曾担心过自己的“思想立场”是否出了些“问题”。十年浩劫结束，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课上讲授的《史记》《汉书》相关篇章和被视作“伪作”的李陵与苏武赠别诗多首，都让我感怀不已；老师还介绍我看了著名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更使我萌发了想为影响司马迁后半生命运的李陵这个“悲剧人物”写点儿什么的憧憬。

1991年3月至1992年2月，那时我早已在《剧本》月刊当了编辑，为提高自己，我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第一届戏剧创作高级研修班的学习，其结业话剧作品《大漠孤魂》塑造的主要人物正是李陵。同学们为剧本开了研讨会，指导教师是谭霈生教授。

20多年前，话剧《大漠孤魂》被一家刊物以《李陵》剧名发表，不料出刊后发现错排、疏漏严重，面目全非。在这前后，还曾有广播电台、电视台想将剧本改编成广播连续剧、电视连续剧，但都逐渐没了下文。世纪之交，林克欢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决定投排此剧，恰赶上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组建中国国家话剧院，剧本搬上舞台一事就此搁浅。《大漠孤魂》同它的戏剧主人公一样“命途多舛”，李陵这个人物却挥之不去，后来我将剧本重新梳理了一番，另有增删修补，索性改剧名为《叛将李陵》，以示念念不忘之意。令人沮丧的是，它并不被一些院团、刊物所接受。

2019年，剧本《叛将李陵》被收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编辑出版的《说不尽的曹禺》一书。《新剧本》杂志社亦发表了剧本（惜有删节），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将其列入了舞台资助项目（申报单位是北京盛世亦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剧本这时更名为《汉将李陵》。2021年五一期间，话剧《汉将李陵》终于成功在北京首演。

想法与困惑

将李陵纳入剧本，首先我不想简单地臧否人物：就一般意义上讲，李陵的“案”是“铁案”，“叛”这个字眼在当下拿不掉、躲不开，写“翻案戏”是自找苦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别人添麻烦的事，也决不是我的初衷；然而对其“大批判”又实在意思不大，为个“变节者”费心费力，人云亦云，写不出新意。所以，我还是想把李陵作为独特的历史大环境下的“人”来看待，去分析、去发现、去塑造，在他的性格、情感和命运的表现上多用些笔墨，尽可能深入些、客观些、真实些，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可触及的、能理解的、较丰满的、矛盾的、甚或不由得为其心动的戏剧主人公。

在历代“叛将”中，李陵之所以最被人同情、惋惜，我分析，原因主要有六点：其一，他是名将之后，祖孙三辈都冲杀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其二，他之前的人格与志向，连汉武帝都很欣赏，司马迁更有完全正面评价；其三，他的勇敢和绝望中的浴血拼杀，感天动地；其四，他的家族和个人命运“悲催”，有主观因素，更有其他复杂原因；其五，他在没有退路的情势下投降后并没有丧心病狂，他杀了为匈奴效力的李绪，在和老友的接触中所表现出的多是人之常情，即使唯一一次率领三万匈奴骑兵与汉军的战斗也“意外”败北（见《汉书·匈奴传》，本文不多谈）；其六，他不仅是赳赳武夫，也应该很有文采与情怀，就算是《李陵答苏武书》和他的五言诗是无名氏伪作，从历史记载看，他和苏武、任立政的谈话也显露出他并不平静的丰富内心世界，在《汉书·李广苏建传》中保存下来的李陵的一首歌更足以令人动容：“径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综上所述，这样的一个李陵，我希望在剧本中能有方方面面、不同程度的体现。

李陵的人生逐渐走向悲剧结局（一般意义上的悲剧结局），肯定也有他自身的责任，就是他太急于立功、太自负、太清高、太容易冲动，也没能完全摆正“家”与“国”的位置：他的奋不顾身固然有为国牺牲的精神鼓舞，也不可否认有个人想法；西汉时被匈奴俘获后又逃回的汉军将领不止一个两个（当然不是都已经被朝廷灭族），唯有李陵至死不归，他念念不忘的只是“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只是“归易耳，恐再辱”“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广苏建传》）。我承认我的有些话透着点儿“政治正确”，不完全是本意，可这个道理是要这么讲的……但李陵就是李陵，非如此就不是李陵了！偏激一点儿说，作为创作者，我倒是很看重“这一个”的。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当“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时，“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司马迁将李陵的行为解释为“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即想寻找机会报答国家；《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述李陵的话说，他原本是要“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说白了就是有劫持单于、逼立和约的打算。这些“大话”当然会使人怀疑，可是出自李陵之口却情有可原，因为这个家族的人非常人可比，他们不时总会有些“疯狂”的举动：祖父李广身经百战而不死，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时迷失道路，因羞于受审对质，竟愤而自刭；叔父李敢冲锋陷阵如履平地，为报父怨居然将大将军卫青殴伤；堂弟李禹好勇斗狠，欲入虎圈刺虎，“上壮之”——连皇上都钦佩他的蛮悍；李陵更曾亲率八百铁骑深入匈奴境地两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后从容而返。1984年10月《光明日报》报导说，兰州大学图书馆张书城考证认为，李白是西汉李陵之后。我曾与张先生通信请教，他将论文《李白家世之谜》寄送给我。我以为，诗仙李白和他的大名鼎鼎却被族人羞于承认的远祖李陵，性格乃至命运中真是有那么些相似之处。我想，我要相信李陵“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并尽力让读者也相信不是他的大言、妄言、虚言，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物在舞台上站稳脚跟。

姜夔《李陵台》感叹“李陵归不得，高筑望乡台。长安一万里，鸿雁隔年回。望望虽不见，时时一上来”，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有“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二句，还有一些前人的诗文也大抵如此，表达的都是相近的情思，我推想这应该也是身居漠北的李陵内心不时涌动的乡愁和故国之恋。在剧中，我借用了西汉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后所写的《黄鹄歌》，稍加改动后让一汉地女子反复吟唱，试图不断扰乱李陵的心绪，制造戏剧情境。这也是我为全剧定下的情韵基调——我知道这没有“新意”，也不够“亮”，但在写作当时也许是较好的选择了。

《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述苏武对李陵表白心志时，说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要报君恩，还说“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牧羊深入人心，我虽不喜欢这些话，却也不想让他的形象受损，乃至看出作者批判的意味来。好在苏武在剧中不是主要人物，现在这样处理，不知阅后感觉如何。

回顾匈奴与汉的争战，今天的我很难说清我的情感倾向，那是过往和昨天。剧中的匈奴人物我没有设计成“坏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况且从史料上看卫律也是主和派，狐鹿姑的作为站在他的立场上更无可厚非。伊墨、库姬、当卜和乌珠弟这些历史上无名的匈奴人都是善良的人，我设想他们为李陵送上了亲情、关爱和温暖，否则李陵如何度过异域大漠的漫漫时光？当然李陵很可能还是孤独的，那是因为种族、文化、历史、情感等等的差异——我想。假若他不是这样的悲情人物，假使他“乐不思蜀”、安之若素或心如古井、麻木不仁，那他就不是李陵，也就不值得写这出戏了——这又是我想。剧中，王五大哥、昆布和常惠或者象征着传统；至于富贵，那就让他回到家乡吧，总有人要“叶落归根”的。

《汉将李陵》整体叙事没有大的虚构，主要人物在历史上都有其人，有些细节多做过考证，其他的则凭想像和推理了。人物的语言我试图做些区分，尤其是匈奴人和汉人，我尽量为他们写出不同风格的对话，虽较吃力，但希望能有更好的效果。

这个剧本终究是多年以前的创作，本次搬演没做根本的改动，今天看起来或许觉得有些陈旧，甚至是不合时宜，可我仍然要说，尽管力不从心，但在写作当时，我完全没有功利的追求，倒是非常的真诚——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诚，现在可能已经久违了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