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曹禺大师，攀登戏剧高峰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湖北潜江文联和戏剧文学学会组织召开曹禺文化论坛，进一步贯彻十九大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他还说，今天，我们要实现文化发展繁荣，同样要形成新的文化“高峰”。我们需要当今时代的文化大家、文化领军人物，同时需要一大批蔚为“高原”的文化创新人才。他还指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
1985年，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由剧作家自愿组成了一个团体，就是戏剧文学学会。它把繁荣戏剧创作、培育剧作家作为主要任务。曹禺在第四届全国剧代会上被选为名誉会长。他还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题了字。戏剧文学学会三十多年来组织了一系列深入生活、参观访问、办读书班、办学习班、办创作研讨班，举办优秀剧本等活动，就是为了繁荣戏剧创作，培养创作人才和出精品力作。戏剧创作如何从平原到高原，又从高原到高峰，这要求我们必须向名家大师学习。古代有许多高峰级的戏剧作家，如汤显祖、王实甫等，现代有郭沫若、曹禺、夏衍、田汉、阳翰笙，这都是戏剧大师。优秀剧作家要有天赋，更要有后天努力和刻苦学习。
1956年，作为人民代表，曹禺到上海视察，我有幸陪他去上海。在上海大厦，他和我谈到小时候的一些情况。他三岁的时候，继母带他到剧院看戏，如京剧、话剧、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和大量的文明戏。看了多年，他对戏已经入迷了。他上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期间参加剧团演出，不仅演戏还会导戏，他和他爱人郑秀就是在清华大学认识的。他在清华大学读了大量文学名著，他写《雷雨》之前就已经读了几百本作品了，应该说，他写作之前就已知识丰富、基本功扎实。198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安徽办了一个剧作家读书班，有三十多个作家参加，曹禺讲了一遍他是怎么读书的，而且开了一大堆书单，对每部作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从古希腊悲剧、喜剧到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介绍易卜生，还有莫里哀的作品，并且改编并参加演出。他对奥尼尔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代表作，都在读书班上做了一些分析。他对中国传统名著，对《诗经》，对唐诗、宋词、元曲，对《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也都非常熟悉。他在课堂上的讲述，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并发表在《剧本》月刊上了。通过曹禺这次讲课，大家都非常钦佩他刻苦努力记忆超群。曹禺说过他读剧本除了通读全剧，还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来读台词，这样便于厘清楚每个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脉络，因此他能够在二十三岁之前写出《雷雨》绝不是偶然的。他不仅读书认真，还敏锐地观察生活。他在家庭生活中感到压抑、寂寞，写成了《雷雨》，剧中表现了封建家长专制的压抑环境和气氛。他从同学、嫂子的遭遇、经历，孕育出蘩漪的形象，从他父亲性格脾气构成周朴园这个人物。他经常到天津汇通饭店去看表演，他看见很多住在那里的资本家、交际花，还有在剧院到处可以看到的那些被侮辱、被伤害的妇女，在他脑子当中逐渐形成了交际花陈白露、翠喜、小东西，还有资本家潘月亭的形象，终于写出了《日出》。有一年曹禺在北戴河休养，我正巧住在他旁边，他告诉我他这十年里的一些情况。他年轻时，在天津发生了一次水灾，大量难民拥进了市区，他家雇佣的一个用人就是从难民那里来的，告诉曹禺很多农村悲惨的故事。他父亲在宣化工作的时候，他曾经看见农民被拷打的场面，《原野》中仇虎的形象是他在火车上碰到长辛店工厂工人和在一个煤铺看到一个背煤的工人时，在心中逐渐演绎而成的。
《原野》是农民受尽封建压迫对地主恶霸产生强烈的仇恨和逐渐觉醒，终于复仇和反抗。曹禺的剧本通过描写人物强烈的爱和恨，去歌颂真善美和批判假恶丑，他超凡的想象力都有生活的痕迹。他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奥尼尔的《琼斯皇》等剧本中得到了不少的借鉴和启发。曹禺写剧本，不是从头写起，他告诉我，他是常常把最感动的最喜欢的那段先写出来，这就是写作的一些习惯。曹禺善于在生活中观察各种人，在剧本中他主要是写人物，他曾经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觉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有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能把人说清楚了。”曹禺剧本写了周朴园、蘩漪、四凤、周萍、陈白露，潘月亭、翠喜、仇虎、金子、王昭君、勾践等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对我说过，人写好了，人物关系写好了，情节就出来了，这是他的创作经验。因为人物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性格决定历史。曹禺写剧本，十分重视氛围的形成，气氛有助于剧情的烘托，《雷雨》中的雷电声，《北京人》中鸽子的哨声，《日出》中的汽笛声，都注重人物内心感情刻画。他曾经在一次读书会上对青年作家分析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整个剧本都在用英语讲解。他用英语介绍剧本的目的是想鼓励青年作家，要学习外语，懂得原著。曹禺的剧本对语言特别下功夫，语言是感情性格的流露，台词不是一般介绍表态事件和情节的，要一石二鸟，有丰富的潜台词。他曾经对我谈到他改编巴金的《家》，是在嘉陵江上的一艘船上写成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写鸣凤跟觉慧谈恋爱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连只有风吹过，太阳晒过，妈妈亲过，还有你吻过。”表现了鸣凤对觉慧最真挚的感情，就这么几句话就表现出来了。曹禺说这话，是有人跟他说过的原话。曹禺在戏剧创作中的成功，除了他自己勤奋努力外，还跟领导和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有关。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一直关心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还派张颖到曹禺家里去慰问他。粉碎“四人帮”以后，曹禺同志想起一个批判“四人帮”的话剧，对我说:“文革”当中啊，人性丑恶充分的暴露，有一种人叫作“变色龙”，为了揭露这种人的丑恶嘴脸。他采访了一些和“四人帮”斗争的党的领导人。他曾经采访过万里，我还陪他上了一次胡耀邦同志的家。在王府井八面槽这个小胡同的四合院里，胡耀邦非常热情地接见了他，关心他的生活，鼓励他创作。他要写批判“四人帮”的剧本，有了初步想法，但题材不好掌握。他还想把以前没有完成的一部诗剧《岳飞》完成了，但是也没有写出来。最后他集中精力，写《王昭君》，这是周总理提议让他写的。新疆自治区书记汪峰同志邀请曹禺到新疆，他带着女儿万方到新疆，终于把《王昭君》写成了。该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成功，董必武看戏以后写诗赞扬他，邓颖超同志写信，代表周总理祝贺他。1950年，曹禺住在铁狮子胡同3号，同院住的还有欧阳予倩、张真、张光年，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有20多个同志，以及还有贺敬之等人，有一些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写不出来整天愁眉苦脸，曹禺就对他们开玩笑说，他写作是很快乐的事，高尔基曾经说过，创作像拥抱女人那样快乐，所以他鼓励这些作者不要那么愁眉苦脸写东西。我当时担任创作室的秘书干事，那时候没有给曹禺配秘书，所以，我就经常帮他抄写、记录、整理、起草一些文稿。后来我又采访他，写过一些文章。曹禺当时经常到北京的一家医院，了解医院思想改造的一些情况，收集了不少材料，回来以后就跟当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的光未然(后来改名张光年)汇报一些情况，得到光未然不少的帮助和启发，后来写成了《明朗的天》。
曹禺1956年7月入党，入党前，他一直靠近党，追随党，他曾应周总理的邀请，到重庆原八路军办事处做客，从此不断得到党和周总理的爱护。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会见曹禺等社会人士，赠言曹禺“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以后曹禺曾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他入党后，忠诚于党的事业，自觉维护党的利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但他始终对党和祖国抱有坚定信心。他不顾年迈多病，忘我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仍然关心文艺事业，热心接见来访他的人，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去看望他，有时还跟各地来看他的人引荐一下。有一次，湖北戏剧家协会有同志去看曹禺，我就和他去看了，曹禺当场为湖北戏剧家协会的刊物题字，现在湖北戏剧家协会的“戏剧之家”刊头就是他写的。曹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作家，是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我们应当向大师学习，努力攀登戏剧创作高峰!
（颜振奋：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剧本》月刊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