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断想

曹禺先生是我们的老院长，我在中戏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学院的名誉院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我觉得他又离我们很近。无论在课堂上也好，在排练厅也好，在图书馆里，在阅览室里，在老师的讲义当中，在我们同学的谈话当中，他又无处不在，跟我们交谈，在传道授业解惑;然而他还是离我们很远，他是一颗璀璨的星，高挂在天上遥遥地照耀着我们这些后生，可望而不可即，它照耀着我们，更滋润着我们滋养着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湖北潜江参加这样一个盛会，谈我们心中的圣者，除了万分荣幸之外，那就是惴惴不安。曹禺是潜江的，这里弥漫着他祖先的气息;曹禺是天津的，那里有他青春年少的足迹;曹禺是中国的，他是中国戏剧永远的经典;曹禺也是世界的，他是人类文明永恒的大师。在中国的话剧史上，曹禺先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在他之前所有的话剧先驱们，大多以话剧作为宣传和鼓吹民主思想乃至推动革命的工具，这便是中国的话剧与生俱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所谓的战斗传统。这种传统的造成，乃是话剧也就是文明戏舶来中国的历史大背景所致，并不是话剧精神的全部。由于历史的局限，早期的话剧并没有机会和条件关注于它的艺术审美，探讨于它的艺术内涵，求索于它的艺术精神。曹禺先生在继承话剧前辈的民主思想、民族精神和传统战斗基础上，高举起“艺术为人生”的艺术理想，不但吸收了欧洲近代戏剧的艺术内核，更汲取了中国戏曲等民间艺术的丰富营养，天才地将中国话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成名作《雷雨》，是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创作的，早慧的他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标志着话剧成熟的作品!其他代表作像《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经典作品，举世公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八十多年常演常新，历久弥新。真是啊!说不完的曹禺故事，演不完的

《雷雨》《日出》《北京人》。今天我们来谈曹禺、纪念曹禺，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话剧艺术的未来。在话剧艺术已经在中国发展了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总结一下曹禺先生前半生的经验和后半生的教训。曹禺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在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受到了民主思想精华的滋润、哺育。他自由的思想、丰富的想象、早慧的才智，在五四时代的洪流与大潮中迸发喷薄而出!他从旧家庭中出来，带着多少迷惘进入了新的开放性的世纪，真诚地拥抱生活，同时敏锐地感受生活、体悟生活。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爱、恨、情、怨，一股脑儿地融进了他的剧作。他的复杂的人物，一经新鲜出炉便震动了戏剧界，思想界乃至文化界好评如潮。他剧作的多益性和复合性，至今仍是评论界见仁见智的问题焦点，但是他是真诚的，它是真实的，不矫情、不伪饰、不做作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他的这种严谨的、真诚的创作精神，对中国戏剧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他一发而不可收的写戏演戏并教戏的同时，时代在飞速的前进，转眼就进入了20世纪的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曹禺先生年仅三十九岁，正值年富力强最具创造力的时期，然而，他的创作却戛然而止，几乎再也没有写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这样的作品，其间虽有《明朗的天》《胆剑篇》等作品，也力图以戏剧反映时代、激励时代，但是均没有产生更大的艺术超越。“文化大革命”中，曹禺受到了迫害，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笔。也许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或许加深和强化了他性格中原本就有的某种懦弱。各种原委，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曹禺先生以歌颂民族团结的主题，书写了一个笑嘻嘻和蕃的王昭君，演出场面宏大，演员阵容强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荒芜已久的话剧舞台上，人艺的王昭君犹如新生的太阳一般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但不久后，她的光辉便被一大批当时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所掩盖了。晚年的曹禺是寂寞的，虽然不乏表面的风光和热闹，但他的内心是孤寂的、苦闷的、躁动的。他总想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总不能如愿。是受病体的影响还是心灵的羁绊?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在宽松的大环境下他终于对他的访者田本相，也是对整个批评界发声，对多年来强加给他的、关于社会问题剧的提法，予以了驳斥，这些都反映在了《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这本书里。创作者需要心灵的自由，无论是什么创作，只有在一种自由的心态下，才能让心灵的翅膀高高地飞翔。戴着脚镣跳舞，无论是多么高明的舞蹈家也完成不了完美的曼妙的舞姿。早慧早熟的戏剧天才曹禺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出的戏剧已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他前期的几部戏剧，就已经构筑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乃至世界剧坛的地位，这是何等的了不起啊!

（杜家福：《文艺报》原副主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