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及大师灵魂的温度

多年前我来到曹禺先生的祖籍湖北潜江，参加曹禺文化周活动。时隔多年，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发现潜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里大大凸显了曹禺的文化地位，许多文化娱乐场所以曹禺的名字来命名，如曹禺大剧院、曹禺纪念馆、曹禺中学、曹禺公园、曹禺文化产业园等，甚至还有曹禺文化周。这是曹禺的家乡人以曹禺为荣耀，彰显出他在全国、乃至世界戏剧界的重要地位，他们怀着满腔热忱来纪念他，告诫这里的年轻后生要记住曹禺这个名字，要脚踏实地地做人、做学问，像曹禺先生那样成为有用之才。

曹禺，的确是潜江的骄傲，他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群戏剧文学工作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向我们的前辈、老师、中国话剧的奠基者曹禺先生致敬。此时此刻，我想聊一聊与曹禺先生有关的事情。

一、曹禺与陌生女孩

那是1994年秋天的一个晴朗周日，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院领导委派我到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先生，汇报莎剧节情况并联系后续相关事宜。曹禺先生平易近人，对于我他就像一位熟悉的师长和一见如故的朋友，我们的交流十分轻松愉快。突然，我们的谈话被护士的敲门声打断，护士进来说有一个女孩在楼下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楼下的门卫不忍心，打电话上来问，那小姑娘说就想见曹禺爷爷一眼，是让她走呢还是?......曹禺先生马上说那就让她上来吧，还跟我歉意地打了招呼。

一会儿病房门口出现了一位满脸羞涩的小女孩，瘦弱的身子斜挎着一个旧书包，看起来是一位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她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迟疑着不敢进来。我们都转头望着她，曹禺先生站起身亲切地招呼她进来，拉着她的手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学校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曹禺非常随和地和女孩聊了几句家常，等到女孩放松下来后，才问她有什么事情。女孩轻轻地说想请爷爷签个名。“好呀，签在哪里呢?”曹禺笑眯眯地问她。女孩把书包翻了个遍，也找不到一本合适的签字本，急得满脸通红。曹禺安慰她不要着急，最后女孩掏出一张有点皱巴巴的纸，递给曹禺先生。我们都抿嘴笑了，怕笑声让女孩不安。曹禺也笑了，笑得特别灿烂，安慰女孩说没有关系。然后他接过那张纸，很认真地在上面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签上了他的大名。小女孩接过有着曹禺先生笔迹的纸，感动得差点哭了，都忘记说声“谢谢”。后来小姑娘要走了，曹禺起身要送她，我说我来代你送送她吧，曹禺不同意，坚持要把女孩送到电梯口，直到看着她进了电梯才转身回到病房。

我已经不记得那女孩的名字了，但是，那一幕感人的场面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个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女孩居然有那么大的勇气，在医院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只是为了见一见心中崇拜的偶像，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走上戏剧艺术这条道路。我更感动于曹禺的人格的高贵，作为一位大师级人物，他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对一个极其普通的、素不相识的女孩，就像对自己的孙女一样和蔼可亲。这种平视，这种对一个小小人物的尊重，还有那个亲自送到电梯口的细节，无不彰显出曹禺先生的人格魅力。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不会去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这样一个曹禺与陌生小女孩的故事里，我看到了曹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触及到了他灵魂的温度，令我这个旁观者肃然起敬。

二、关于学习与借鉴

曾听到过有些人议论曹禺，认为曹禺的佳作是从外国名剧里套来的。我却认为，这很正常的，学习、借鉴，为我所用，这没有错。回顾中国早期话剧，有多少前辈不曾这样做过?例如，当1907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引起了易卜生热，一群有志于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把“做中国之易卜生”作为人生理想。特别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风靡剧坛，一大批中国式娜拉剧涌现出来，包括胡适的《终身大事》、凌均逸的《醒了么?》、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余上沅的《兵变》、陈大悲的《幽兰女士》、白薇的《打出幽灵塔》、钱剑钺的《软化吗?》、王少明的《终生恨》等，都是对《玩偶之家》的模仿。毋庸置疑，易卜生大大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启蒙与发展。

曹禺与易卜生的关联也有据可查，早在南开中学当学生时，曹禺就参与过《玩偶之家》的演出，饰演女主人公娜拉。他还出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现译《人民公敌》)，通读了他的老师张彭春送给他的《易卜生全集》。曹禺对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契诃夫和尤金·奥尼尔等世界级戏剧名家名剧也情有独钟，深入研读，获得滋养与启迪。在他阅读了上百部西方经典戏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他23岁的时候就创作出《雷雨》这部著名戏剧，紧接着他又创作出了《日出》和《原野》。曹禺的作品一举成名，但他遭到诟病，那么，其他那些“娜拉剧”作家呢?不能因为曹禺所取得的成就明显高于其他戏剧家，就遭遇此不公平的待遇吧。

如果有人质疑曹禺与外国名剧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不去质疑美国著名剧作家、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呢?他的重要获奖作品《悲悼》三部曲的人物设置与人物关系，完全是来自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

《奥瑞斯特亚》三部曲，只是奥尼尔在此基础上运用了现代性心理学进行了再创造。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让-保尔·萨特的第一个剧本《苍蝇》也是来自于《奥瑞斯特亚》的原型。同理，曹禺的《雷雨》是受到古希腊悲剧《希波吕特斯》的启发，有了《雷雨》中蘩漪与周萍、周朴园等八个人物关系的设置。他的《原野》中仇虎杀死焦大星后在逃亡中出现幻觉，会令人想到奥尼尔的《琼斯皇》。但是曹禺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要比欧里庇得斯和奥尼尔的悲剧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曹禺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展示一个家庭中的不幸，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深重罪孽。

在这里，我无须为曹禺先生正名，他早已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大师级戏剧家。我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这就是人类的优秀文化艺术是具有共通性的，它的魅力在世界各国都没有阻碍。我们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优秀文化，世界各国也从来不会拒绝外来的卓越文艺作品，否则我们哪里谈得上“海纳百川”的气度、“兼容并蓄”的豪迈?!上海宣传部每年都会组织创作人员进行外国电影观摩，俗称“冬令进补”。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让我们打开脑洞，多学习多思考。如果我们能像曹禺先生那样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把国外的编剧手法和技巧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就能够讲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戏剧教学，参与剧本评审和戏剧演出评奖工作，我不安地发现我们现阶段的戏剧生态:原创能力正在萎缩，一些被看好的舞台剧不少是从小说改编过来的。有的剧目即便是改编，也是水分很多，虎头蛇尾，比如民营剧团的不少儿童剧等。我有心观察了我周围的学生和业内朋友，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剧本和观摩演出的甚少。很多人主要是依靠网络来获得碎片化信息，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与研究。当上海演出市场日趋成熟，剧团不再大量赠票后，真正自掏腰包去观摩的编剧在剧场很少能够碰到，当然，昂贵的票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态，既不能真正了解国外戏剧发展的现状、表现形态和戏剧观念，也不能了解国内同行的创作状况，导致自己的创作思维得不到拓展，这大概是我们难出好剧本的重要原因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树立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它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修养，就像曹禺先生那样，要拥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丰厚的文化学养。诚然，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的确存在浮躁与急功近利。全球互联、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等迅猛发展，导致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更新、颠覆与重构。当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令我们的精神世界出现困惑，古今中外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依旧能带给我们诸多人文启迪和持续滋养。只要我们内心保持宁静，不被那泛滥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所淹没、所干扰，只要我们自己愿意，还是能够做到的。

我从曹禺的戏剧作品里，以及为数不多的点滴交往接触之中，感受到了他人格的魅力，触及到了他灵魂的温度。那么，像曹禺先生那样，乐于阅读经典，善于学习借鉴，勤于思考和创作，我想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当我们在阅读那些世界名著名剧作的时候，就如同在与作者对话，与剧中人物对话，聆听彼此的心声，激发出各自新的观点与创作行为。让我们一起在真诚的阅读中学会思索，在思索中积蓄能量，关注现实，拓展创作思路，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丰沛的艺术语言，去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民族力量。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要乘势而上，让更多的佳作破茧而出!

（刘明厚：国际戏剧评论家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